二、秦墓中“异例”的文化与族群意义

以上我们主要以春秋秦墓墓主头向、葬式的差别，列举了秦墓中的一些“异例”，来说明秦文化的传播现象。之所以称之为“异例”，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春秋秦墓中最为流行的葬俗，第一种即最上层嬴秦宗族所拥有的直肢葬、头西向、带腰坑、有殉人、随葬铜礼器、有车马坑（部分）等葬俗；第二种即屈肢、头西向的葬俗，乃嬴秦宗族之外大量的“秦人”所使用的一种葬俗，人群分布更为广泛，是中下层“秦人”的主流葬俗。“异例”都不合于上述两种流行葬俗，或是葬式，或是头向，还保留着自身原来的传统，与秦不同。某些器物（例如短剑）也是如此，也可体现墓主原来的族属。另外，本文所收集的例证，都是三鼎以上的铜礼器墓，其主人应是有身份的异姓人物，而对仿铜陶礼器、日用陶器等可以说明本文观点的例证并未涉及，后两者所代表的应是身份更低的异姓。

秦人在西周中期因为周室养马有功始被封于秦（今陕西宝鸡市东），西周晚期在为周伐戎的过程中逐渐崛起，其首领由大夫而西垂大夫，最后在春秋初年被封为诸侯，名义上拥有“岐西之地”（今关中西部以西至陇东南），政治重心也从陇东南东迁到关中一带。“秦人”的形成，就从西周中期被封于秦开始，其开始必定是嬴秦宗族为核心，然后融汇了西北“戎狄”（应主要是“西戎”）、“周余民”等族群逐步形成的。

与秦人的崛起相应，秦文化也是在西周中晚期萌芽、春秋早期开始确立的。不过，从理论上来说，西周后期的秦文化即使存在，其主人总归还是周之臣属，故不可能表现出十分明显的个性，最多可算作周文化的一些地方特征而已。所以，西周后期只能是秦文化的萌芽期。进入春秋之后，秦文化的特征才得以较迅速的形成。因为主流的文化因素总是以上层主观的“提倡”开始，然后才向社会的其他阶层“稀释”，最终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即使原来就有的一些因素也是如此，即主观“强调”的结果。嬴秦上层在获封为诸侯之后，需要有“证明”自身社会与族群身份的文化标志，这是秦文化在春秋早期形成的基本动力，秦式的礼器、车马制度、葬俗等的形成，都可由社会与族群两方面的原因得以解释。

“秦人”的构成具有历史阶段性。西周时期，也有不同的人士进入其中，但须知此时的“秦人”，也是周王室之下的臣民，所以此时的“秦人”，主要就是指嬴秦宗族一支，这是构成“秦人”的基础，嬴秦宗族因此可以称作“秦人”本体。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入的“戎狄”（主要是“西戎”）、中原人士（如“周余民”、山东“新民”等），构成了西周至于秦亡不同阶段内涵有差异的“秦人”，并在文化上有所体现。根据人类学族群理论，文化因素与共同的祖先历史传说，作为构成一个具有“民族”意义的族群的基本要素，是“秦人”上层强调自己族群身份的标志，那些想进入到“秦人”之中的异族，自然也要加以模仿和学习，以便获得“秦人”的身份，本文所论证的，其实是“秦人”形成的具体过程和历史，只是采用了文化的视角而已。

本文中“异例”的年代，集中在春秋时代，族属则可划分为两部分：一是西北“戎狄”的墓葬，属于这类人群的墓葬有西山M1027、户县宋村M3、西高泉M1、景家庄M1、毛家坪M2059、M2058、M1049、大堡子山ⅠM25、孙家南头M161、大堡子山ⅢM1等；二是“周余民”墓葬，包括户县南关74HNM1、82HNM1、陇县边家庄M1、M5、洪塬村M1、秦家沟M1、M2等。

本属于“戎狄”的“异例”墓葬，年代贯穿于整个春秋时代，这与秦和“戎狄”长期密切的关系、后者在春秋时代大规模进入到“秦人”之中的事实是吻合的。西周晚期—春秋早期秦人“伐戎”，春秋中期以后大规模“霸西戎”，因此不断有戎人融入到“秦人”之中。本属于“周余民”的墓葬，年代集中在春秋早中期，也与《秦本纪》等所记载的历史阶段相合：春秋早期自文公从西犬丘（今甘肃礼县）徙都于关中西部宝鸡一带的“汧渭之会”，随后“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至于春秋中期穆公二十年（公元前640年）灭掉梁、芮，此后并无大规模的吸纳“周余民“的行为33，此类“异例”年代集中于春秋早中期，也是理所当然的。秦墓中“异例”，无论属于“戎狄”，还是“周余民”，理论上都应在这些人群新近进入到“秦人”之中时才能发生，若发生时间既久，则完全融入到秦文化之中，所谓“异例”就不会存在了，例如圆顶山98LDM2、谭家村秦墓M24、益门村二号墓，就是如此。

此三座墓可反映“戎狄”进入到“秦人”之中的不同程度，想来“周余民”的情况，也当如此。从“异例”到“通例”，我们可以通过文化因素，即秦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观察到秦本体之外人群融入到“秦人”之中的真切过程，这正是来源不同的族群进入到“秦人”之中的基本道路。

秦文化的传播，秦人对政治地位的追求与军事征服，显然是最主要的动力。文化的传播，可以促使异族间“秦人”认同的产生，这种认同反过来促使了文化的传播，最终使不同的人群形成了同质的“秦人”共同体。这种情况，可比拟三晋与狄、齐之于夷，甚至楚之于蛮越，四裔之民通过文化传播与同化的过程进入到“华夏”之中，这是中原文化与族群核心形成的必要环节。秦文化的传播虽属局部，但其重要意义，也因此不能忽视。

结  语

本文考察了秦墓葬中的一些“异例”，说明了春秋时代秦文化的传播过程。春秋早期，作为主流的嬴秦文化已经形成，其传播的对象，主要有西北戎人以及关中的“周余民”。这些人群通过使用秦文化，从而进入到“秦人”之中，最终促使了更加广泛的“秦人”的形成。在这个过程的背后，政治、军事力量是文化传播的最重要的“推手”。若从一个更大的时空与族群范围来考察，这种传播此后在战国—秦时期还有发生，并最终导致西北“戎狄”趋于消亡与新的“秦人”共同体的诞生。

注释

①根据《史记·秦本纪》记载，西周晚期宣王赐庄公伐戎的兵马七千人，是令人瞩目的庞大人群，但是否、如何进入到“秦人”之中，现在尚无法明朗。②王志友：《早期秦文化研究》，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48-50、70-71页。③赵丛苍、王志友、侯红伟：《礼县西山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4日第2版；郭军涛：《礼县地区中小型秦墓的分期及相关问题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第6页。④早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东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⑤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凤翔县博物馆：《陕西凤翔孙家南头春秋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凤翔县博物馆：《凤翔孙家南头》，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⑥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地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三）；陕西省雍城考古队：《一九八一年凤翔八旗屯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⑦陕西省文管会秦墓发掘组：《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10期。⑧滕铭予：《论秦墓中的直肢葬及相关问题》，《文物季刊》1997年第1期。⑨曹发展：《陕西户县南关春秋秦墓清理记》，《文博》1989年第2期。⑩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礼县博物馆：《礼县圆顶山春秋秦墓》，《文物》2002年第2期；《礼县圆顶山98LDM2、2000LDM4春秋秦墓》，《文物》2005年第2期。1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文物旅游局：《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7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1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第131-140页。13宝鸡市博物馆、宝鸡县博物馆：《宝鸡县西高泉村春秋秦墓发掘记》，《文物》1980年第9期。14杜正胜：《周秦民族文化“戎狄性”的考察——兼论关中出土的“北方式”青铜器》，载于《周秦文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07-536页。15陈洪：《中型秦墓墓主族属及身份探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和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16刘得祯、朱建唐：《甘肃灵台景家庄春秋墓》，《考古》1981年第4期。17如本地白草坡、姚家河、洞山、寺沟等地西周墓。见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刘得祯：《甘肃灵台两座西周墓》，《考古》1981年第11期；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灵台县文化馆：《甘肃灵台县两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郑家洼M2头西向而有腰坑，年代在西周早期，与西周秦文化的关系值得注意。18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灵台县文化馆：《甘肃灵台县两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密可能在西周中期以后由于北方的威胁而东迁河南，为新密。19尹盛平、张天恩：《陕西陇县边家庄一号春秋秦墓》，《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站、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陇县边家庄五号春秋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1期。20Emma C.Bunker,Trudy S.kawmi,Katheryn M.Linduff,Wu En.Ancient Bronzes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from Arthur M.Sackler Collection.New York,1997,188-189,No.182.21张天恩：《边家庄春秋墓地与汧邑地望》，《文博》1990年第5期。22王志友、董卫剑：《陕西宝鸡市洪塬村一号春秋秦墓》，《考古》2008年第4期。23按照《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献公二年至武公末年平阳为秦都，凡36年（公元前714—678年），次子德公继位而徙都雍，长子白封平阳。24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5期；礼县博物馆、礼县西垂文化研究会：《秦西垂陵区》，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25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屈鸿钧执笔）：《陕西宝鸡县阳平镇秦家沟秦墓发掘记》，《考古》1965年第7期。26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梁云、侯红伟执笔）：《早期秦文化研究的又一突破：2014年甘肃毛家坪遗址发掘丰富了周代秦文化内涵》，《中国文物报》2014年11月14日第1版。27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28洪秀媛：《甘肃毛家坪沟东墓葬区出土人骨的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20页。29原报告中文字对葬式与腰坑表述不清，只在线图有所表达。30杨建华：《三叉式护手剑与中国西部文化交流的过程》，《考古》2010年第4期。相关资料统计可参杨文。另外，近年发现的春秋中晚期—战国早期漳县墩坪“西戎”（可能是文献中的　　戎）墓地，也有三叉式剑存在。参见杨月光、毛瑞林：《甘肃漳县墩坪遗址发现春秋战国戎人墓地》，《中国文物报》2015年6月19日第8版。31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5期。32《周礼·师氏》：“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且跸，朝在野外，则守内列。”33梁、芮两国在今关中东部韩城一带，本为周之诸侯，对秦也当属于“周余民”。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