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秦人对周文化的主动吸收

秦人原来虽然文化浅薄，但他一旦合理合法地在周的故地上俨然以“国家”存在，面对周天子和诸侯国的交往时，也就无法掩饰自己文化素养上的不足。“诸侯卑秦，丑莫大焉”是秦国君主自卑又要强心理的坦白。早期秦人的心迹倒也豁达，对于差距不但敢于承认，而且确也能虚心学习，还没有发展成后来稍握权柄者那样特有的架势。一旦当官，就自觉髙人一等，什么都强。更有甚者，既装腔又拿势，还敢不懂装懂地胡说八道。既能唬一般老百姓，也敢“玩”最高的长官。但在那时的秦，在全面学习周的文化知识与生产技术，并在学习中不断地提高本身的素质。

自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年），在“汧渭之会”设立史官“以纪事”起，在周文化的哺育下，使一个新姿态的秦文化从形成到发展，呈现出一个积极向上的、突飞猛进式的趋势。这正如今天一项新的电子科学技术一旦被采用，人们的生产生活状态就会发生想不到的改变。所谓“新的秦文化”，其物态形式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现在，也只能顺手拈来几则，以看大端。

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往往隐匿着许多礼制信息的密码，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东周初年的秦国青铜器具有西周青铜器的风格，即是破译的结果之一。而出土秦青铜器的墓葬，又是礼制和葬俗的总合体。它包涵的文化内容又是绝对不应忽视的。现将春秋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几批秦墓铜器及遗址铜器，排出如下序列：

春秋早期早段（汧渭之会期）：礼县秦公墓[5]、宝鸡姜城堡墓[6]、户县南关74M1[7]、宝鸡西高泉78BYXM1[8]；

春秋早期晚段（都平阳期）：宝鸡县太公庙铜器[9]，陇县边家庄M5[10]；
春秋中期早段（都雍期）：宝鸡福临堡M1[11]，户县宋村M3[12]、南关82M1[13]，甘肃灵台景家庄M1[14]；

春秋中期晚段（都雍期）：秦公1号大墓，凤翔八旗屯BM27、BM32、CM2、AM9[15]，陇县边家庄M1[16]；

春秋晚期早段（都雍期）：宝鸡阳平秦家沟M1、M2[17]；
春秋晚期晚段（都雍期）：凤翔高庄M10[18]、长武上孟村M27[19]、咸阳任家嘴M88[20]。

秦人立国后进入关中的春秋时期，在文化上是一个积极、主动地接纳、吸收和大发展的时期。从墓葬铜器组合与铜器变化的特点上，我们更能感到它对外来的，特别是对周文化的渴求。下面就各期的文化动态作一归纳，并举例说明：

春秋早期前段的特点是：一是遵循周的礼制，器物更多地带有西周末期作风；二是秦的青铜器趋向小型化，制作粗糙；三是器形有变化，“秦风”初露。

甘肃礼县“西垂墓地”，在盗墓狂潮洗劫之后，考古发掘了两座“中”字型大墓（M2和3M）。盗自大墓中的铜器，已知有秦公鼎11件、簋6件、铜壶3件、秦子钟4件、椁上的鸱枭和虎形金饰片44片。尽管学者们的观点各别，有益的交锋也在继续。但澄滤出有文化意义的认识，应该是：

铜器铭文刻“秦公作宝…”的“秦公”，绝不可能是非子、秦侯、公伯和秦仲。也不可能是生为“西垂大夫”、死后追尊之号的庄公。更不可能是不享国的静公。而葬在平阳宣阳聚的武公及以下诸秦公，都不葬在甘肃。再由铜器的形制、纹饰看，与西周早期铜器无别。如果能考定出宪公和出子的葬地之“衙”就在甘肃的话，这两座大墓的墓主有很可能是襄、文、宪三公中的二人。目前只能根据《史记》具体的明载，是秦襄公和秦文公。墓的規模气魄宏大、葬具奢华、文物精美，反映了秦开国之君已摆脱了昔日戎狄的礼俗，正式享用周代诸侯的礼制。没有僭越的行为，说明建国初期的秦君还在规行矩步地接受着周的礼仪文化。

姜城堡、西髙泉、户县南关的几座秦墓，都是春秋早期的中小型墓葬。户县南关74M1和姜城堡墓的随葬铜器，是鼎、簋、壶，盘、匜（或盉）的组合。定性的铜礼器数量是五鼎四簋和三鼎二簋的区别，显示着大夫与士级的不同。其礼数不但遵循周制，而且器形也同西周末的铜器没有太大的区别。鼎作浅圆腹、大圜底，惟三足稍向外张，显示着“承中有变”之态。两墓的器形普遍偏小，通髙约在10～15厘米，制作不精。西髙泉墓出铜器22件，铜壶、甬钟和铜豆，都是周器。豆上铭文作“周生作豆，用享于宗室”，也有巴蜀式铜剑和戈。这种不具有组合关系的周人铜器群，既反映了周室东迁的时间性，也是秦入进入关中之初不拒周物心态的表现。

当秦宪公迁都平阳（公元前714年）之后，在文公奠定的基础上，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都有了大的增长。宪公伐戎人所在的荡社、亳与荡氏等据点，武公伐彭戏氏至洛河流域。杀掉任意废立君主的三庶长、巩固权力之后，出兵陇东，征服邽、冀之戎，消灭了近在国都平阳附近的小虢。初次设县郑（治今陕西华阴县）与杜（治今西安市长安区杜城村）。不仅使秦国的占领区扩至关中腹地以东，而且在行政管理上开创中国县制的先声。在春秋早期偏晚的这一时段间，尽管在平阳立都只有37个年头，而从宪公、出子、武公，再加上宣公，计有四代国君在这里演绎着他们牵连秦国政治的风云。

宝鸡县太公庙铜器，正是秦文化抬头，独立之态正在形成之中的物证。五钟三镈体积大，甬钟髙27.6～48厘米，重6～24公斤；编镈髙64.2～75.1厘米，重46.5～62.5公斤。甬钟形体基本是周制，而铜镈造型优美，特别是四条由顶至鼓部的扉陵由14条飞龙组成，盘屈纠结，给人以灵动鲜活的感觉。秦武公铸作的这一组大型礼乐器，对创业的历世祖先伐功勒铭是“设史记事”以来的第一次。以“先祖受天命”打头，自非子封“秦”、襄公立国的“赏宅受国”，就威威烈烈。文公、静公与宪公继之于后，文治武功也“不坠于上”。完全是有了文化修养又目空一切的秦人口气，同昔日恭谨唯命听从周王的谦恭态度不一样了。长达135个字的长篇铭文，字大小一致，间距拉开，布局疏朗。字体瘦长，笔画纤细，同周金文俨然不同，属于秦金文的开篇之作。所以，从文体风格到铸造技术都表现出秦文化走上了自己的发展轨道。

秦风显露，在春秋早期偏晚的都平阳时已经成为社会的趋向。陇县边家庄M5，是一座有棺有椁的中型墓。出土五鼎四簋，纹饰以窃曲纹为主，变得繁密细缛。鼎足也缩短外张。反映了留居在旧都汧邑的秦人在物质和文化的享受上都较以前提髙了。
                        三、秦国文化的确立

公元前677年，秦德公把都城从渭河之滨的平阳迁到了凤翔原上的雍都。公元前383年，秦献公又迁都栎阳。秦国在雍立都294年，跨越了中国历史上春秋中期的早段到战国中期的中段。秦人在继承周文化某些传统的基础上，秦国文化形成，并以全新的姿态把奴隶制文化发展到极致。然后又冲破旧的樊笼，摒弃周文化，通过变法走上富国强兵之路，争雄诸侯。在居雍期间，秦文化经历的是一个由小到大，由低到髙的发展过程。在这里，不可能尽述在各个阶段上变化的特点，只有撷取若干事例，稍加说明，以便窥见其发展的轨迹。

继承周礼，规范大国制度的模式。《周礼?考工记》上有“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话。因为周的丰镐城址，至今未找见，故而对这一被人们称颂的理想化的都城布局还得不到证实。而秦都雍之后，极力按照周的政治模式规划城市，得了考古材料的支持。雍都的构成，包括了城垣、宫殿建筑、宗庙、朝寝、国君陵园、国人墓区及市肆等城市构成的主要内容。显而易见，它是经过了精心设计而有序安排的。当然，从德公“卜居雍”时起，都城的建设时限很长，但从总的格局到平面布置上看，都显示出一种严谨规整的风范，而没有随意性的“堆砌”。这无疑地表明其设计思想在借鉴于周都而追求“后子孙饮马于河”（《史记?秦本纪》）。

大概当时受河流走向的限制，因而夯筑的秦都雍城在平面上呈往西北倾斜的平行四边形。东西长3480米，南北宽3130米，总面积近1100万平方米[21]。版筑的城墙之外，围以护城河。城内有纵横各4条主干道，显系“九经九纬”的格局。其垂直相交的结果，就形成了25个“坊”（借称）。而在7个坊内都有宫殿建筑遗址，其中大型建筑就有六七处。

宫殿建筑，除过城内的23处外，在城郊还有7处。可划分成马家庄（居城中心）、姚家岗（中部偏西）和髙王寺（城东北部）三大宫殿区。据记载，除德公居“大郑宫”外，还有宣公的“阳宫”、康、共、景的“高寝”，桓公“太寝”、躁公“受寝”，显然是受周王“六寝”之制（《周礼?天官?宫人》）的影响，而对秦公理朝和燕息的宫殿定名的。此外，还有凤台、三休台等髙台建筑。姚家岗建筑基址——群众称之为“殿台”、出土的铜构件——金釭64件及其他建筑遗物、附近有藏冰的“凌阴”遗地，都显示着春秋早期的特征，很可能就是有名的“大郑宫”遗址。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材料，能确定的秦汉名宫还有“棫阳宫——年宫”（今风翔县南东社、南古城到史家河一带）、“蕲年宫（祈年观）”（凤翔西南汧河东岸的孙家南头堡子壕）、“橐泉宫”（堡子壕一带）、鄜畤（堡子壕一带）。

宗庙（马家庄一号建筑遗址）位于雍故城中心，地当今马家庄村北。其建筑遗址座北朝南，由祖庙、昭庙、穆庙、中庭、围墙及门塾等部分构成，平面呈横长方形。经复原，南北长84米、东西宽90米，总面积7560多平方米。中庭前有各类祭祀坑181个。尽管《谷梁传》记载“天子七庙，诸侯五庙”，但王国维认为周天子也是五庙制。那么，秦以诸侯身份建立三庙，故有祖庙一，祀始封君秦襄公；昭、穆庙各一，祀王考（祖父）、考（父）。所以，这座秦公祭祖的礼制性建筑遗址的总体布局和形制，显然是继承的周制。

朝寝（马家庄三号建筑遗址），东邻宗庙，西有凌阴。遗址呈南北长条状，具五进院落、五座门庭，四周围墙。平面布局规正，南北长362.5米、北端宽86米、南端宽59.5米，总面积21849平方米，是雍城最大的建筑遗址之一。其形制与所处位置完全符合“五朝三治”的周代朝寝之制。不过在定名上，据《小盂鼎》铭文中盂向周康王献俘经过门、朝的次序，门依次是皋、库、雉、应、路。“廷”即“朝”。那么，第二进（库门内）的大院应是“大廷”（外朝）、第三进（雉门内）的大院应是“中廷”（治朝）、最后的大院（路门内）才是“少廷”（燕朝）。

墓葬区作为古代都城的组成部分，被安置在城的近郊。雍都的秦人墓地位于城南，分为两区，一是“国人墓地”邻近雍城，分布在雍水两岸及南岸的塬地上；而又一区是以大型兆沟围起来的“秦公陵园”，位于前者之南，占据着雍岭一带的广阔地域。秦人茔域对雍都形成曲尺形的拱卫之状，内容繁杂，时空错落，构成了秦国独特的“丧葬文化”。

秦国都雍期间，享国君主19位，未嗣位的太子1人。经1976～1986年考古探测，计发现用中型兆沟围绕的秦公陵园13座、大型墓葬45座。大墓的平面形状有六种，其中等级最髙的“中”字形大墓18座。《周礼?春官宗伯》有“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的记载。我以为“兆域”就是“茔域”，也即是“墓地”。周代已经用围沟把墓地圈起来，标明了范围。这一作法应该是对以前“墓而不墳”、“不树不封”的突破。中山王墓的《兆域图》铜版，标明王陵方位、墓葬区域及建筑面积形状，更是进一步的发展。秦始皇陵园，除过继承祖先起造陵冢的传统外，还把原先的地下之沟变成了地上之城[22]。

经过10年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是位于一号陵园之内的“中”字型墓葬。墓室东西长59.4米，南北宽38.8米，深24米。连接东西斜坡墓道，全长300米。长方形的主椁室，被叠垒的方木隔成两部分，象征生前宫廷“前朝后寝”的布局。葬具用“黄肠题凑”，殉人186具。据研究，墓主是在位40年的秦景公。是秦君里仅次于秦昭王（56年）、文公（50年），位列第三的统治者。

都雍期间，是秦文化形成与全面提升的阶段。从城市建筑、奴隶制礼仪、冶金技术，到语言文字、书法艺术，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在秦景公大墓里，出土有石磬。磬铭最长的有两行18字，最典型的句子是“天子匽喜，龚桓是嗣。高阳又（有）灵，四方以鼏平”。石磬上的阴刻铭文，作为文字刻石，这算不算秦人最早的材料？在此我们就不能不提到那个赫赫有名的“石鼓文”了。

把文字刻在石头上，本属原始先民摩崖刻画的一种。而秦人则创造性地刻在形状如鼓的“石鼓”上，计有10个。其形成的时间并非一次完成，而是有着先后的区别。但出土地在凤翔、刻记中地理环境、同秦景公石磬对照，认为二者都是同一时期形成的，从而破解了自唐以来1300多年间关于“时代”争论的疑案。

景公石磬字体与笔画结构，同太公庙武公镈、钟相近。尽管载体不同，刻契工具与方法有别，但布白的风格如出一辙。整体感觉是：疏朗、纤细。惟磬文的字体竖长、对称、均衡、典雅、俊美，而钟镈的字体有斜向右倾、大小失衡之态。这正是时间有先后、成熟过程是必然的流露。但是，石鼓文笔画粗壮有力、庄重、肃穆。我以为，这同金人掳去燕京、挖取宋人填金，后经人修整有关。尽管文字严重受损，“石鼓文”自为风格，但同钟、镈、磬的字体、结构并没有两样。四言一句的述事方式、文体与格调，所呈现的韵味也不差毫爽。

文字同书法，是字体的两种表现形式。秦人是从周人那里开始学习文字的，其书法也直接源于大篆。西周末年的“不其簋”，其铭文同周之金文并无太明显的区别。也正因为大篆是秦人早已熟悉的字体，就能在吸收使用中给予改进。“石鼓文”书体整齐，体态长方，布局严谨而骨肉停匀，明显地是继承了西周金文大篆体或“玉箸体”某些传统，是由大篆向小篆过渡并为秦篆的普及奠定了规范化的基础。王国维先生曾以潼关为界，把战国时期的文字分为籀文与古文两大派系。他说：“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风，故籀文与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土文字（即汉世所谓“古文”）为近” [23]。所以，武公钟鎛、景公磬的字划纤细有如游丝，但精神劲健，字体同 “石鼓文” 帖近，实际是秦人以大篆（籀文）为基础而形成的秦系文字，实是以后“或颇省改”而形成小篆的前身。

同戎狄杂处，草原沟壑的空旷，游牧兼农业生活的恬适，早期秦人养成了狂放的性格。但进入关中平原之后，优美的自然环境，经济、政治生活的巨大改善，受周人文化的影响，所以在春秋中期就能创作出《石鼓文》那样的雅体诗。同样，收入《诗经》中的《秦风》虽然只有10篇，但从内容到形式以及所表达的思想情感，都足以反映出诗歌在秦穆公时代由上层到民间呈普遍发展的趋势。《渭阳》诗中“我送舅氏”句反复咏叹，表达了秦康公对生母去晋未归的悠悠情思。同样，在《黄鸟》一诗中表现出国人对穆公以三良从死的愤懑情绪。秦穆公曾对戎使由余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狄无此，何以为治？”（《史记?秦本纪 》俨然是以自己精通周的《诗》、《书》、礼乐自居而咄咄逼人。确实，在一些宴会上他也往往能以诗歌唱和，故弄风雅，真也反映出秦人文化水平的提高。

秦人创造四字一句的韵文格式，最早见于《石鼓文》，后为《诗?秦风》所承。往往三句或两句一韵，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诵，战国到秦统一仍在采用，如云梦秦简《为吏之道》的第五栏有韵文八首。《峄山刻石》、《泰山刻石》和《琅邪刻石》则是韵文的代表。秦穆公时作的《秦誓》是一篇有名的“罪己诏”，采用散文的这一形式，以后收入到《尚书》这部古老的散文集之中。

秦人原有的音乐、歌舞是简单而原始的，较多的还是西部游牧民族那种自由歌调。至于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声也”的话，那是带情绪而故意嘲讽带刺激的，不全反映现实。宝鸡县太公庙村出土的秦武公钟、镈，在形式、纹饰固然是变化了的周制，但毕竟反映出秦国早期的朝廷音乐从因袭西周庙堂音乐中有了自己的乐歌的实际。《吕氏春秋?音初》说“秦穆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所以秦景公三十三年（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聘问，当听到唱秦歌时，就能敏感地立即指出：这是来自西周的“夏声”（《左传》襄公二十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