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岛

　　限电！停产！近期，多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称：为配合地区“能耗双控”要求，将削减水泥、电石、电解铝、螺纹钢等工业原材料产能。受供给减少影响，多种工业品价格不同程度上涨，有的甚至周内涨幅超40%。

　　很多网友疑惑，“金九银十”，时值生产旺季，拉闸限电不是“自废武功”吗？究竟是咋回事？

　“能耗双控”，是指既控制能源消耗强度（也称单位GDP能耗，能源在创造经济产值时的利用效率），也控制能源消费总量。

　　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能耗双控”，目的是节约能源、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倒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绿色发展水平。此外，“能耗双控”也能更好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其实，中国自“十一五”开始，就将单位GDP能耗降低作为约束性指标。“十二五”期间，中国提出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这个指标更细化为全国单位GDP能耗比2015年下降15%、2020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

　　“能耗双控”最核心的指标是作为效率指标的能耗强度，与地区产业结构、技术能力、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是衡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尺。

　　“十三五”期间，各地按既定计划完成了5年“能耗双控”目标，若保持节奏，可顺利达成“双控”目标。落实效果也反映出目标设置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一切本该有条不紊进行下去。孰料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这是怎么了？

　　8月中旬，国家发改委发布一份文件，对2021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做了测评“晴雨表”。结果显示，部分地区能耗强度不降反升，9省区被列为一级预警地区。

　　随后，一些地区开始“命令式”停产，要求高耗能产业停限产甚至拉闸限电。有人就把停产限电归罪于“能耗双控”，认为政策突然加码导致地方突击式停产限电。

　　事实如何呢？

　　二

　　能耗强度约束制度已实施10多年，“能耗双控”执行近6年，按季度发表的“晴雨表”也做了八、九个年头。“能耗双控”目标要求一直稳定、明确，不存在临时加码。

　　那么，各地全力优化能耗指标、不惜关停生产甚至影响居民生活用电的“一刀切”做法，究竟为了啥？

　　说白了，跟开学前狂补作业一个道理。

　　如前所述，各地本应按照既定“双控”目标落实政策，但自疫情发生以来，受避险资金青睐的大宗商品价格屡创新高，相关企业存在扩张产能冲动。同时，国内有序防控疫情、较早实现复工复产，为承接境内外生产需求打下必要基础。此后，国内工业大省能源消耗迅速上升。

　　同时，部分地区在2030年碳达峰预期下，将“碳达峰”前的近10年理解为“攀高峰”的时间窗口，抢着上高耗能、高排放的“两高”项目，违规给“两高”项目开绿灯，想提早把住能耗增量“地盘”。一些地方未批先建项目屡现。

　　今年上半年多地能耗不降反升，9省区能耗强度、消费总量均被国家发改委给出一级预警。

　　考核压力下，各地又赶紧立“军令状”、加速整改。但转眼已近四季度，全年指标如何达成？于是，一些地方就采取强力手段，定指标、压任务，对产业园区和行业强制性限产停工、拉闸限电。

　　岛叔看到一条聊天截屏：某地因没完成“双控”目标，被上级约谈。于是，当地连夜布置，提出统一“硬性要求”。

　　任务早已明确，目标也很清楚，为啥非要火烧眉毛才想起落实呢？早早就看见红灯，非要等冲线时猛踩刹车，考虑过乘客感受吗？

　　平时不作为，临近考核搞层层加码、玩命突击；平时高喊“绿色发展”口号，实际工作中却一再追逐短期效益，这暴露出一些地方对新发展理念的认识偏差，对绿色低碳转型的谋划不积极。

三

　　运动式“减碳”已被政治局会议点名批评，如不纠正，后患无穷。

　　“一刀切”要求企业停产、限产，相关产品必因供不应求而价格上涨。又因限产企业多涉及上游原材料，涨价必然导致下游企业利润空间缩减，进而迫使企业将生产成本转移至消费端，提升消费价格，抬高通胀水平。这非但无益于节能减排、转变发展方式，反而给经济社会带来不必要的失序。

　　其实，做好“能耗双控”的办法有很多：比如，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通过技术升级提升资源利用率；再如，优化地区、产业、企业间的能源梯级利用，借助智慧化管理系统减少能源浪费；还可以对既有建筑进行节能改造、绿色照明、绿色制冷，聘请专业公司设计绿色节能方案等。

　　作为管理能源消费的核心指标，国家发改委的能耗双控“晴雨表”及时给地方亮起红灯，恰恰证明了“能耗双控”这项制度是有效的。打个比方，某个人感染了流感病毒，引发身体发烧、咳嗽，这当然很难受，但也正是发烧、咳嗽提醒我们该吃药治疗了。

　　“能耗双控”制度是能源消费的“警报器”，在能源供应和消费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前夜及时亮红灯、拉响警笛，有利于督促地方尽快严肃认真对待能源消费过快增长的问题，避免能源整体性供不应求而导致经济社会产生系统性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硬仗，也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能力的一场大考。在这场大考中，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直接相关的“能耗双控”，是考试中一道分值极高的“大题”。

　　要答好这道题，靠的是一步一个脚印，久久为功，尤其是注重功在平时，有规划、有节奏，少干临时抱佛脚的蠢事。

央视网记者：此轮限电的原因是什么？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李彦斌教授：9月以来，国内“拉闸限电”现象已经波及黑龙江、吉林、辽宁、广东、江苏等10余省份，不仅影响了工业企业的生产，还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生活，牵动了全社会的敏感神经。直观来讲，本次限电主要是由于近期紧张的电力供给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电网公司为保证电网安全而采取的应对措施。

　　就电力供给而言，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逐步提高，但火力发电仍然占据主体地位。根据秦皇岛动力煤综合交易价格，今年9月5500千卡的电煤价格达到1079元/吨，是去年同期的1.9倍(2020年9月25日价格为563元/吨)，国内煤价的持续走高造成火电企业发电成本骤增，“市场煤、计划电”之间的“煤电顶牛”矛盾凸显，火电企业面临着“发电即亏损”的窘境，导致了全国电力供应紧张的问题。加之可再生能源发电本身具有较强的随机性与不确定性，如东北地区近期风电骤减，更是给电力供给雪上加霜。

　　与供给侧低迷的状态相反，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海外制造业受限明显，我国出口形势持续向好，工业企业生产助推了电力消费的快速增长，也加大了电力供需不平衡的矛盾，今年1-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为428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3.7%。“拉闸限电”不得不成为填补这一缺口、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的最后行为，限电范围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此外，部分地区受到“能耗双控”指标的压力，采用“拉闸限电”直接调控能源消耗强度和能源消费总量的做法也人为地增加了本次限电的范围。

　　央视网记者：这些地区的供电情况到底怎么样？

　　李彦斌教授：目前，“拉闸限电”的地区确实存在电力供给紧张的问题。率先拉闸限电的省份，如广东、江苏等地，出口导向型企业较多，9月、10月是其订单高峰期，二、三产业用电需求旺盛，在火电补充不足的情况下，电力供应紧张问题短期内仍将持续。

　　东北地区形势更为严峻，受自然气候因素等影响，进入供暖季后其用煤、用电量将进入又一个高峰期，电力供应将面临新的严峻考验。

　　央视网记者：这些地区后续电力供应能否得到保障？

　　李彦斌教授：我国具有“全国一盘棋”式的体制优势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秀传统。首先，针对上游煤价高涨的问题，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煤炭保供稳价的相关政策，且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已经联合派出督导组，赴相关重点省份和企业、港口开展能源保供稳价工作督导。可以预见，在多方调控的共同作用下，煤炭价格将企稳甚至回落，从而为火电企业生产带来利好。其次，用电紧张的地方政府已经着手出台诸如分时电价政策、发电补贴等激励办法，引导、督促发电企业尽快恢复生产以保障电力供应。此外，得益于我国“大电网”优势，还可以统筹全国电力供应，加大对当前缺电省份的电力外送力度，帮助其缓解电力供应不足的紧张局面。因此，我认为当前限电地区后续的电力供应能够得到较好的保障。当然，我们也要意识到，“拉闸限电”在一段时期内有可能会成为常态！

　　央视网记者：有网友称此轮限电是为了完成全年的能耗双控目标，两者是否有关系？

　　李彦斌教授：能耗双控目标的确会对限电产生影响，但我认为其不是此轮限电的根本原因。尽管部分地区在被“预警”后，存在为了完成能耗双控指标要求而采取“拉闸限电”的举措，反映出部分地方管理水平还需要提升，应当探索更加科学的管理手段。但整体而言，电力供需不匹配才是此轮限电的根本原因，如东北地区限电范围已经波及到居民用电，江苏省、广东省在去年就已经表现出因电力供应紧张而限电的现象，因此“拉闸限电”的根本原因还是当前存在的电力供需缺口。

　　其实，在电力供应不足与能耗双控的双重压力下，选择“两高”企业优先让电，或是地方政府保障居民生活与重要产业生产运行的一条有效路径。当然，在此过程中应该探索科学的调控办法与管理手段，避免“一刀切”的做法。

　　央视网记者：如何理解低碳不是简单地“拉闸限电”？

　　李彦斌教授：作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长期目标，碳中和的实质并不是为了限制能源的利用，而是要通过能源结构的优化来达成碳中和目标。依靠“拉闸限电”来降低能耗的做法会损害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需要推动全社会的低碳化变革，逐步培养居民、企业及政府等多个层面的低碳文化，让低碳理念深入人心，才能更好地保障由实现“双碳”目标向体制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平稳过渡。

　　央视网记者：中国现在电力供应的状况如何？是否充足？

　　李彦斌教授：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的统计数据，截至今年8月份，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2.8亿千瓦，而今年7月份出现的全国最高用电负荷为11.92亿千瓦，因此从技术层面上讲，我国目前的发电能力能够保障民生用电和有序生产用电。但是，在碳中和目标下，如何兼顾“保电”和“清洁”是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面临的一大难题。尽管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可再生能源飞速发展，风光电装机分别已达到2.8亿和2.5亿千瓦，但其仍不足以取代火电的主体地位起到托底保障作用。要达成电力结构的清洁化，风光电的装机量还需要增加15倍以上，还需要大量的储能和电力传输设施的建设。

　　因此，在电力系统的低碳转型过程中，我国在短期内仍将存在电力供应缺口。为了保障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我国政府仍需要加强统筹规划，加快培养电力市场和碳管理的专业人才，协调好电力“发—输—配—售—用”各环节的平衡关系，设计顺畅的电力市场、碳市场机制，推动电力系统的平稳转型。作为高校科研单位，我们也将继续积极为国家的政策设计做力所能及的贡献。